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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日期:2022/9/23
鄭仰恩牧師談台灣長老教會普世教協之路


作者/採訪:胡清心 / 2022年9月20日 香港《時代論壇》

鄭仰恩牧師(胡清心 攝)

因國際互惠而成長 因普世主義被重塑

第十一屆普世教會協會(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下稱普世教協)大會已於八月卅一日至九月八日在德國卡爾斯魯厄(Karlsruhe)舉行,台灣基督長老教會(PCT,下稱長老教會)長老教會此次共派出九位代表參加,而部份代表更於八月廿五日已經啟程,參加大會正式開始之前舉行的普世青年大會(Ecumenical Youth Gathering)及預會(Pre-Assemblies)。與會人數雖然相比上屆於南韓釜山舉行的大會少,但他們認為收穫頗豐,尤其是Brunnen的工作坊中公開觸碰兩岸議題。本報記者在大會中專訪本次長老教會代表團領隊、已連續參加四屆普世教協大會的長老教會鄭仰恩牧師,談談此次參與大會的期望與收穫,以及長老教會在普世教協大會一路如何走到今日。本報亦曾向中國基督教協會發出專訪邀請,但遭到婉拒。

參會三大目標達成首觸中台議題

鄰近約定的採訪時間,鄭仰恩快步走入大會會場內的酒店大堂,簡略而爽快的幾句寒暄後,一坐定便單刀直入開始回答記者的問題。關於參加本次大會的目標,鄭仰恩表示總共有三。其一,是與夥伴教會(partner church)見面,討論將來合作的機會。受新冠疫情影響,長老教會過去幾年甚少有機會與夥伴教會交流聯絡,而此次趁著大會的機會「前前後後已經跟六、七個夥伴機構和教會,討論了未來合作的工作,有很多不錯的成果」。其二,則是參與中央委員會的選舉,「過去普世教協有一個慣例,中國基督教協會在中央委員會有代表,台灣也會有,這樣有一個balance,互相平衡」,而在今次的選舉中,婦女神學家邱淑嬪牧師成功當選中央委員,台灣教會在普世教協領袖層面的參與,亦得到延續。

而至於第三個目標,是舉辦題為「從國際孤立到成為國族尊嚴和人權的見證」(From International Isolation to Witnessing for National Dignity and Human Rights)的Brunnen工作坊。儘管標題中並沒有出現台灣和中國字樣,但「較敏感的人看了都知道,你會講台灣的困境和問題」。鄭仰恩比較上一屆在釜山舉辦的大會,那一年台灣年輕人在現場的表現相當活躍,舉辦了展覽和快閃活動,「但那時候台灣的議題在普世教協比較敏感」,因此倡議關注的都是諸如反核、同婚與土地正義等普世議題,「年輕人做得很好,表明我們不只是叫你們關注台灣,我們青年也很認真在關心普世議題」。

體現多元聲音 國際層面建立互惠關係

這一次,長老教會認為是時候直面兩岸議題,「台灣這兩年開始面對比較多直接的中國威脅」,儘管工作坊申請在先,但今年八月美國國務卿佩洛西訪台也引發更多國際關注,鄭仰恩表示該工作坊能讓大眾聽到清晰的、來自台灣的多元聲音。「一個是台灣的主體性,這其實從七〇年代以來,一直是長老教會的立場,是人民自決的立場,台灣的未來是由人民自己決定,不是由政黨或者外來勢力決定;另一個是希望聽到青年的、原住民的還有婦女的聲音」。這次工作坊吸引了三十多名與會者參加,長老教會的夥伴教會也受邀前來,鄭仰恩認為效果相當成功,也激起了與會者的討論和對話。

此次工作坊的亮點,除了來自原住民的聲音和直言中國對台灣的國際孤立,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是借用自台灣新冠抗疫期間的口號「Taiwan can help and Taiwan is helping」。鄭仰恩笑言這是來自教會年輕人的創意,「他們覺得長老教會也在做類似的工作,就借用了(這個)narrative」。事實上,他坦言長老教會比台灣政府起步更早,很早就開始對鄰近國家發生的重大災難作出回應,其中佼佼者便是二〇一一的日本福島地震。在災害發生之後,長老教會連續五年每年都會向日本捐助一筆固定的金額進行援助,更每年派重建隊前往日本,「派木工幫他們蓋房子,派技術人員協助他們重建」,甚至考慮到災區的兒童難以遠行遊玩,他們還每年邀請二三十名災區兒童來台灣旅行。從日本賑災的經驗出發,再到新冠疫情和俄烏戰爭,長老教會開始學習在國際層面不只是得到幫助,而是主動給予幫助,建立互惠關係。

普世教協重視關係 欠先知角色

無論是俄烏雙方在普世教協大會上的膠著狀態,還是在中台議題上的曖昧態度,普世教協在當下全球政治環境中,是否還能發揮作用和先知精神,是近來愈發令人質疑和反省的。鄭仰恩表示,在七〇至八〇年代普世教協在國際上,無論教內外都有非常大的影響力。「最著名的案例就是幫助南非結束種族隔離,當年正是普世教協透過教會喚起全世界對南非實施經濟制裁,而發揮作用,我記得我第一次在津巴布韋哈拉雷參加普世教協大會,當時南非總統曼德拉演講的第一句話就是,如果沒有普世教協,就沒有今天的南非」。

除此之外,非洲的愛滋病控防也離不開普世教協的功勞,鄭仰恩承認普世教協確實在過去的歷史中,發揮很多功用。「但是碰到有一些挑戰的問題,它就沒辦法發揮很大的功用」,他坦言,由於中台都是普世教協會員,普世教協官方只能保持中立,「這種情形就會變得沒有聲音」。而此次俄烏戰爭也面臨同樣情況,鄭仰恩認為普世教協很難對俄羅斯擺出強硬的態度,「這些部份讓大家開始懷疑普世教協作為一個普世組織,已經失去了過去那種先知的堅持,可能會覺得關係夥伴比公義更重要。它以前覺得某個事情不對,寧可開除會籍都敢做,當時支持種族隔離的南非教會是被開除的,但現在開除俄羅斯正教會就不行」。

因普世主義重塑神學 栽培年輕人方能延續

長老教會所面臨的挑戰,不只限於普世教協內部,台灣本土也缺乏對普世主義的認識及參與。究其原因,鄭仰恩表示,除了本土的長老教會,不少跟隨國民黨來台的教會一直保持反共思想,他們認為普世教協親共,因此並不認同;另一方面則是台灣教會有段時間盛行基要主義,認為普世教協不是傳福音而是搞政治,「這個印象在台灣國語教會裡面還是很普遍」。而他更觀察到,台灣教會並不重視普世聯誼,往往覺得全球華人聯誼就已經足夠,就算是本宗派的普世聯盟也興趣缺缺。但鄭仰恩認為,長老教會正是因為過去幾十年參與普世運動,而被重新塑造,「因為普世主義,我們會更關注和平公義等公共議題,神學觀念也被重新塑造」。

正是這份體驗,讓長老教會不僅延續在普世教協中的參與,更積極在教會年輕人中培養對普世主義的認識與承擔,這樣才能將這份熱忱傳遞下去。他們舉行普世工作坊,讓有心參與服侍的年輕人來學習;並舉辦有關普世精神的課程,從中可以選拔一些對普世觀念有興趣的年輕人,成為未來代表的人選。長老教會除了普世教協之外,也參加其他各類普世組織,這也能讓年輕人、婦女和原住民有機會體驗各種不同會議,是很重要的學習途徑。「普世的工作是長遠的,讓年輕人有機會接受栽培,才能延續下去」。

這次普世教協大會,長老教會共派出九位代表參加,分別是普世教協中央委員鄭仰恩牧師,四位大會代表羅光喜牧師、Umav Ispalakan、王御恩以及邱淑嬪牧師、顧問徐望志教授、觀察員陳信良總幹事,以及台灣教會公報社的社長方嵐亭及總編輯陳逸凡。

出處>christiantimes


兩岸議題成敏感禁忌 「一中原則」難有共識

第十一屆普世教會協會(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下稱普世教協)大會已於八月卅一日至九月八日在德國卡爾斯魯厄(Karlsruhe)舉行,台灣基督長老教會(PCT,下稱長老教會)長老教會此次共派出九位代表參加,而部份代表更於八月廿五日已經啟程,參加大會正式開始之前舉行的普世青年大會(Ecumenical Youth Gathering)及預會(Pre-Assemblies)。與會人數雖然相比上屆於南韓釜山舉行的大會少,但他們認為收穫頗豐,尤其是Brunnen的工作坊中公開觸碰兩岸議題。本報記者在大會中專訪本次長老教會代表團領隊、已連續參加四屆普世教協大會的長老教會鄭仰恩牧師。本報亦曾向中國基督教協會發出專訪邀請,但遭到婉拒。

「兩個中國」挑戰 中國基督教協會無條件加入普世教協

建立和紮根於台灣本土的長老教會,自一九五一年便加入普世教協,算得上是資歷較長的會員教會,但他們的普世教協之路一直坎坷,甚至受國民黨政府壓力,於七〇年至八三年一度退出普世教協。鄭仰恩形容,無論是長老教會還是台灣社會,在這過程中經歷的可以總結為「兩個中國」的挑戰。第一個中國指的是國民黨帶來的中國,以及五〇年代開始的戒嚴法和白色恐怖,但面對政治高壓,長老教會仍在七〇年代發佈「三大宣言」(〈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對國是的聲明與建議〉、〈我們的呼籲〉以及〈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人權宣言〉)表達人民自決的權利,「台灣應該是民主自由的,不能用反攻大陸政策來製造獨裁」。鄭仰恩表示,那個時期長老教會的運動是相當成功的,普世教會都對此表示支持,「我們發表宣言,(他們)都寫信來支持我們」。隨著台灣民主化,這第一個中國逐漸被邊緣化,而「九〇年代開始第二個中國的出現」,則給長老教會帶來新的挑戰。

中國基督教協會於一九九一年在澳洲坎培拉舉行的大會上加入普世教協,而在這次大會上,便已經與長老教會產生摩擦。鄭仰恩憶述,在坎培拉大會之前,台灣與中國代表曾意外在瑞士碰面,當時「我們長老教會總幹事高俊明牧師是歡迎中國基督教協會加入,但是不可以影響其他會員的權益」。但在坎培拉會議的時候,作為中國基督教協會代表團團長的丁光訓主教提出,中國基督教協會加入普世教協的前提是,今後長老教會在普世教協內的名稱要改寫為「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aiwan,China」。這要求激起了長老教會及其夥伴教會的強烈反對,在坎培拉會議結束之時,丁光訓同意中國基督教協會沒有任何附帶條件入會,不會影響其他會員教會的權利。時任普世教協總幹事卡斯特羅(Emilio Castro)邀請高俊明歡迎丁光訓,整件事彷彿圓滿結束。

「一中原則」成禁忌 雙方各自表述無對話



然而鄭仰恩透露,近年長老教會才得知,當年丁光訓曾寫信給卡斯特羅,要求普世教協遵守一個中國原則,而卡斯特羅也回信表示普世教協會遵守一個中國原則,卻並沒有向長老教會透露,因此他們一直不知情,而這就造成了兩岸議題的張力。「究竟後來的普世教協領導層對這件事的認知如何,我們不清楚。我們問過後來的總幹事,普世教協有接受一個中國的原則嗎?他們口頭上對我們都說沒有。但中國這邊的了解、普世教協的了解和台灣的了解,可能都不一樣。中方可能說普世教協一早就答應了一個中國的原則,但台灣可能會覺得普世教協不會做這樣的事,所以這造成對話很困難」。


鄭仰恩表示,中國和台灣的教會代表並非沒有試過官方對話,在九〇年代,普世教協的夥伴教會便曾嘗試推動中台之間的正式會面。「第一次在韓國,第二次在京都,後來在東京和香港。」會議在第三地、第三方的見證之下進行,但數次會議皆告失敗,「失敗原因是各說各話」。對於長老教會來說,他們希望能以對等身份彼此尊重進行對話;而對中國基督教協會來說,接受一個中國原則是對話前提。會議從最初的一開場便不歡而散,到最後各自講自己的故事,直至二〇〇一年的最後一次會議,就再無下文,雙方至今只剩下每次大會期間的私下互動和對話。

對於鄭仰恩來說,普世教協憲章中對其自身的定位,是教會的團契,而非政治組織,「如果我們的政治主張不一樣,是否還可以有團契?為甚麼要把政治原則帶入?難道不可以排除政治的不同而有團契?可他們(中國基督教協會)好像覺得,政治前提很重要。」

儘管在此後的大會活動中,長老教會並沒有被刻意邊緣化或者孤立,但鄭仰恩感到,在普世教協內似乎有一種氛圍,「台灣跟中國的問題是一個taboo,大家不願意去觸碰」,甚至連他們的夥伴教會也因此感到困擾,「不一定說我們是trouble maker,而是這個事情沒辦法解決,還是不要講比較好」。

面對「第二個中國」,尤其是當一中原則幾乎成為全球共識的時候,長老教會「要發揮自己的聲音是困難,這對我們比較不公平,我們沒有機會可以講出我們的聲音」,因此這次工作坊的成功舉辦,鄭仰恩感到是很大的突破,「我們藉著走出去,讓國際體會台灣的價值是不能被忽略的,讓大家覺得要保護台灣,我們的能見度愈來愈高,教會也學習去做幫助人的工作,改變我們的形象」。

採訪最後,也不得不提及此次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總幹事王家輝牧師當選中央委員,擔任上屆中央委員的鄭仰恩表示,在九七之前,參加普世教協大會的香港代表往往是獨立的單位,但九七之後就不那麼清楚,接觸的香港代表「有的自主意識比較強,有些則沒有那麼強」,這也影響香港代表可否在中央委員會有一席之地,但他認為此次香港能有一個席位「很symbolic,是很好」。

中方重申「一中原則」 港代表:「國安法」下不認同台獨立場

在第十一屆普世教協大會期間,本報記者曾向中國基督教協會發出專訪邀請,因代表團「行程繁忙」的緣故而遭婉拒。

而在九月七日中國基督教協會所舉辦的Brunnen工作坊中,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駐會副主席闞保平牧師,就兩岸問題作出評論,重新申明並闡釋「一個中國原則」,他表示從歷史和現實來說,台灣自古以來是中國的一部份,聯合國亦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各國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前提條件就是承認「一中原則」。

他繼而指出本屆普世教協大會的主題是合一,因此任何分離主義都是與此主旨向違背,但和平統一也一直是中國的希望和目標,但是被台獨份子,包括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不斷挑戰阻撓。

他提及在本屆台灣政府上台後,中國其他省份與台灣之間原本非常密切的交流被迫叫停,因為現在來自中國大陸的個人無法拿到台灣入境許可,而願意和中國大陸進行交流的台灣教會遭受大量的政治壓力。

闞保平認為是台灣當局是自我孤立,並希冀使用眼淚和假信息來博得同情,且台獨份子用很多方式來表達其願望,而長老教會就是以宗教形式來進行台獨活動。他又表示當下的台海緊張局勢是由美國造成,打破曾經承諾的一中原則,打破中國和台灣之間的和平,不僅會威脅中國,更會對整個亞洲構成威脅。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總幹事王家輝牧師就長老教會工作,接受本報記者書面查詢時表示,「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跟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已結盟為姊妹教會。彼此的聖職觀(承襲長老宗傳統)較為相近,而台南神學院亦屬本會認可神學院之一,故關係密切。然而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對台灣獨立建國的立場是本會在『國安法』的規限下無法表示認同的。」有參與大會的王家輝剛獲選為普世教協中央委員。

出處>christiantimes


資料提供單位:普世